自于阗国向吐谷浑，行经昆仑山北麓诸绿洲，至吐谷浑控制下的且末、鄯善，由鄯善向东南越过阿尔金山，经柴达木盆地，进入吐谷浑的核心地区白兰、都兰（吐谷浑城），再向北即到达青海湖西岸吐谷浑的都城伏俟城。
这条路线直到近代还是西宁与和田间队商的行道[29]。
这条路在南北朝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的主干路段，又是和田玉向中国东部，特别是向江左的南朝源源输入的孔道。
    南朝使用于阗玉的直接证据，是有关宫廷用玉的。
《南齐书·皇后传》：永明元年，有司奏贵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绶，佩于阗玉。
这里的于阗玉，是指以于阗玉料（仔玉）加工而成的玉器。
前面提到的丘冠先从河南所获大玉，以及于谨破江陵以后从梁元帝萧绎宫中所获大玉，都属于未经加工的于阗仔玉。
这类玉料运抵南朝后，再由南朝玉匠加工成各类玉器。
    南朝玉器的雕琢技艺，承自汉魏，有着悠久的传统。
但是出现在南朝的玉器，并不全是南朝琢玉工艺的成果。
经由吐谷浑之路来到南朝的于阗玉，也有已经加工成器的。
前举何通的材料，说明益州地区也是玉器加工地之一。
前面我们引用《拾遗记》中"河南献玉人"的故事中，玉人便是以成品形式由河南（吐谷浑）"献"进来的。
那么，这个玉人，是在吐谷浑地区加工而成的呢，还是早在于阗便已经琢磨成器？这个问题非常有趣。
当然，《拾遗记》这种小说"事迹十不一真"，实不足据以考史，但是正史中也有这类材料涉及同一问题。
《梁书·诸夷·于阗国传》：大同七年，又献外国刻玉佛。
    于阗是玉料产地，如果此佛不是在于阗刻成，那么，又是在哪里刻成的呢？这里的"外国"，从文意看是指于阗以西的国家。
但是，于阗国把本地所产的玉料运到西边很远（极可能是指葱岭以西的国家）的"外国"去加工成玉佛，再进献给萧梁，似乎难以理解。
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有"于阗玉佛"一条[30]：丞相伯颜尝至于阗国，于其国中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即贡上方。
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这个玉佛是否由于阗本地雕琢，没有材料可以说明。
它与萧梁时期那个玉佛之间有什么关系，也难以论定。
只是这里明确地描述了玉佛的尺寸和色彩，其中"色如截肪"一语，是专门形容于阗玉中的极品羊脂玉的。
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31]：大观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
……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这里的"色如截肪"也是形容羊脂玉的，羊脂玉乃是雕刻宝玺的佳品。
伯颜在于阗发现的玉佛，就是以羊脂玉雕琢而成的珍物。
元代的于阗已经是伊斯兰的世界，我推测，这个玉佛可能是在伊斯兰势力东进、佛国于阗即将沦陷时被深埋地下的，时间当在公元1000年前后[32]。
但它的雕刻时间难以确定，因而它与萧梁时期于阗国所进的"外国刻玉佛"的关系也就无从考证。
    关于于阗地区玉雕业的兴起，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从唐代开始，唐代以前，于阗只是向外输出原料，加工玉器则必须求助于外国[33]。
研究古玉的专家杨伯达先生近来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对唐代的"番人进宝"玉带板的研究，认为可能在初唐以前，于阗就存在着碾玉治玉的手工行业；其治玉行业的衰落，主要是在伊斯兰化以后[34]。
    根据汉魏以来于阗与中原政权关系的变化，我认为于阗地区的治玉业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也就是说，当于阗国与东部地区的政权间不存在严格的藩属关系，政治上有机会脱离直接控制以后，贸易上才能有更充分的地方性发展。
相对平等的政治关系，为于阗与内地（主要是南朝，当然有时也包括北朝）间发展充分而自由的贸易和商业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于阗的治玉业在这个政治和商业背景下得以兴起，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即东部地区在玉器消费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可能也是于阗治玉业得以兴起的一个原因，因无关本文宏旨，此不复赘。
    本文要讨论的是，吐谷浑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吐谷浑不仅提供了商业路线，而且，很有可能也提供了商业需求和商业信息。
前面我们提到《宣室志》记载的刘宋时期的玉马，我们未能判断其产地。
吐谷浑地区是否也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治玉业呢？以我们前面所说，吐谷浑地区存在着玉石市场，那么也可能存在玉器市场，《拾遗记》中"河南献玉人"的玉人，可能就是这类玉器市场上的商品。
进一步说，一定规模的治玉业是可能存在的。
    当然，吐谷浑地区的玉石贸易，或者玉器贸易，甚至可能存在的治玉行业，都不太可能是由吐谷浑族操作的。
吐谷浑地区大量的粟特商人才是这类贸易的主要操作人。
但是，吐谷浑民族，或吐谷浑国家，在这类贸易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吐谷浑以富藏珍宝著称，这些珍宝便是吐谷浑在南北朝时期从丝路贸易中所获。
   《周书·史宁传》记载史宁率西魏军队协助突厥木汗可汗袭击吐谷浑（《周书》称吐浑），特别强调了对吐谷浑的珍宝的掳获：逾山履险，遂至树敦。
敦是浑之旧都，多诸珍藏。
……生获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
……木汗亦破贺真，虏浑主妻子，大获珍物。
    吐谷浑从丝路贸易中所获取的巨大财富，到隋代还受到注意。
《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长期在河西接待商胡，搜集西域情报，对吐谷浑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后来力劝隋炀帝举兵征吐谷浑，理由就与吐谷浑的财宝有关：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
……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
　　　　　　　　　　　　　　　　　　　　余论    随着益州地区在梁末入北，特别是随着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吐谷浑地区在政治、军事和商业贸易方面的地位不复如前，丝路干道离开吐谷浑地区、回到河西的局面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也就开始了。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和田玉贸易之路，自然也回到传统的河西走廊。
但是，吐谷浑民族和吐谷浑地区在隋唐两代，即使在吐蕃统治时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仍然与丝路贸易有着重要关联。
    发现于吐鲁番的一件粟特语地名录（T.ii.D.94），记载了9至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这些地名自西而东分别是：扶菻、苫国、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 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弥药和薄骨律。
[35]其中萨毗、吐蕃、吐浑都在今青海境内，吐浑即吐蕃治下的吐谷浑民族。
    考古学证据也显示，唐代的青海境内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之一。
1982-1985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兰县的热水乡和夏日哈乡，发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出土大量丝织品、陶器、木器、金银器、铁器、铜器、珠饰、皮革制品和木简牍等。
根据许新国先生对出土文物中粟特系统金银器、波斯风格丝织物的研究[36]，可以肯定地说，外来文化特别是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对青海境内的吐蕃，或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等民族，存在着很深的影响，也直接证明了丝路青海道的持续繁荣。
可是，都兰吐蕃墓出土物中没有玉器，反映吐蕃文化笼罩下的青海地区不再是玉石和玉器贸易的主要中转站。
尽管史书记录唐宪宗和唐文宗时吐蕃"朝贡"物品中有"玉腰带"若干[37]，但比起稍后来自河西归义军及甘州回鶻贡品中的"团玉"[38]，数量及重要程度都大大不如。
    很显然，隋炀帝以后，尽管西北地区先后受到突厥及吐蕃等不同民族力量的影响，但由于中原与江南归于统一，丝路干道的东端直指长安与洛阳，河西走廊的传统地位便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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