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杨伯达先生提出“玉石之路”之后，学术界对和田玉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
由于和田玉在中国古代玉器和文明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它最早输入中原时间和路线问题遂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
    最近，杨先生又将“玉石之路”改称为“昆山玉路”或“和田玉路”，进一步明确指出这条早于丝绸之路两千多年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大动脉上所输送的玉料，即产自昆仑山或和田地区，并根据史前玉料品种和布局，提出了玉的三大板块理论，将西北地区所产玉料定名为“球琳”。
    笔者认为“玉石之路”的名称仍然是较为贴切的称呼，且已为人们逐渐接受，成为和田玉东输线路的代名词。
《汉书•西域传》日：“于阗国……多玉石。
”师古注曰：“玉石，玉之璞也”。
说明“玉石”一词即是玉璞之意，也就是玉料。
由于在历史上玉料的运输能形成长达万里之遥路线的只有和田玉，因此“玉石之路”也就特指和田玉东输的线路。
    和田玉最早输入中原时间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目前学术界公认在商代晚期和田玉已大量输入中原，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当然，人们相信和田玉东输的时代还应更早。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考虑和田玉东输的原因，即促使和田玉东输的原动力是什么，这既要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分析，还要依据新的考古发掘材料。
笔者认为，和田玉本身独一无二的优势和中原王朝的建立是促使和田玉东输的主要动力。
    首先，和田玉与中原内地的玉料相比，具有品种多、产量大、质量好的特点。
古人根据长期的治玉经验，经过对多种玉料的对比和筛选，最终选定了和田玉为玉料中的佳品，从而奠定了和田玉作为数千年来中国古代玉料来源的统治地位。
    中国史前时代玉器最繁荣的时期，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和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其年代分别为距今5000～5500年和4200～5100年。
红山和良渚玉器的原料来源已被证实是就地取材，与和田玉无关。
实际上，红山和良渚文化衰落后，中国东部的玉料来源处于枯竭状态。
黄河中游地区虽然是原始文化最为集中和发达的地方，但却没有发达的玉文化，这与玉料来源的匮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地区在距今4 500年前是不存在玉文化的。
中原地区的这种状况，为后来和田玉从万里之外的西域输入中原内地创造了条件。
    其次，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跨入了文明门槛，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
王朝的建立是和田玉大规模东输的最重要的动力。
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典章制度必然随之建立，而用玉制度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虽然目前对夏王朝的用玉制度不甚了解，但从《周礼》所记载的用玉制度来看已相当完备，对玉料的需求量相当大。
尽管《周礼》一书成书年代晚至战国时期，但所记载的用玉制度可能是上古数千年积淀的结果，也可作为研究夏代用玉制度的参考。
    夏王朝的用玉制度可能不及《周礼》记载得那样复杂，但一些基本内容，如玉礼器的形制和用途(朝觐、祭祀、丧葬、征伐等)，已经具备。
用玉制度的建立，使得玉料的需求量具有了规模性和稳定性，这对于和田玉源源不断输人中原内地是至关重要的保证。
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元前20世纪作为和田玉正式输入中原内地的开端。
西北地区的一些略早或相当于夏代时期的史前文化玉器中(如齐家文化和新华文化)也有一些和田玉制品。
数量虽然较少，但意义重大。
这证明早在夏代建立前几百年，和田玉已经在向东传输，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原人们认识和接受和田玉的过程，是和田玉大规模东输的序幕，而西北地区史前先民则成和田玉东渐的运输者。
    关于“玉石之路”的具体路线，杨伯达先生曾设想：从和田出发，南路经民丰、楼兰至敦煌；北路经喀什、库车、吐鲁番至敦煌。
南敦煌向东，与后来的丝绸之路大体一致，即经河西走廊，越关中平原，出潼关，过豫西、晋南进入中原地区。
杨先生提出的南路和北路，实际上就是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与昆仑山、天山交界的山前绿洲地带。
由于绿洲地带水草丰足，因此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人类生息之地，随着古代各部落间的迁徙与交流，自然也就会形成东西向的交通线。
    需要补充的是，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些较大的南北向河流，如和田河、克里雅河等，在古代应该是连接南、北路的捷径，而不必绕道喀什。
考古调查表明，距现今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绿洲十几千米和田，甚至几十千米和田的沙漠中，分布着许多古代城址。
这说明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绿洲的范围，要比今天大得多，而南、北交通线之间的距离也不会很远，在每年夏、秋季洪水季节，人们完全可以顺着河流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另外，沿昆仑山北麓向东，越阿尔金山进入柴达木盆地，过青海湖穿湟水谷地到达甘肃中部，这在古代也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
    “玉石之路”由敦煌向东，沿祁连山经河西走廊至甘肃中部，与丝绸之路大体是一致的，但再往东是否与丝绸之路一致，目前尚难断定。
史前时代运输玉料，没有车辆，全靠驼马驮行，加上玉石贸易是通过各部落间转手进行的，并不像后来丝绸之路那样有一条固定的路线和驿站的支持，因此玉料运输应选择地势平缓，便于通行的路线。
从地形来看，兰州往东，地势逐渐升高，特别是天水至宝鸡之间道路崎岖难行，不利驼马通行。
从考古资料来看，以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代表的陕西龙山文化（距今4 000～4 300年）遗存中极少见玉器，表明这一时期“玉石之路”可能没有经过关中地区，而关中地区出土的最早和田玉制品，则晚至商周时期了。
    那么，如何更合理解释“玉石之路”东进的线路呢？最近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为我们探索这一问题指出了方向，使我们将研究目光聚集到齐家文化、新华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地理位置、出土的玉器及相互关系上。
    齐家文化分布于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宁夏西部和南部，包括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大致以甘肃中部的临夏一定西一兰州为中心，方圆约600千米和田的区域时代为距今3 800～4 200年。
玉器主要有斧、玉锛、琮、璧(包括联璜璧)、瑗、璜、镯、凿、刀、纺轮、佩饰等。
其中的璧、琮可能来源于良渚文化的影响。
    也有学者认为齐家文化玉器是受东部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齐家文化玉器中有一些是用和田玉制成的，因此齐家文化真正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和田玉的认识和使用，起了联系中原玉文化与西部玉料产地的中介作用。
新华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和晋西北，时代为距今3900～4150年，玉器主要有钺、铲、刀、斧、环、璋等，另外神木石峁遗存也可归入这一考古学文化，其玉器（璧、璜、牙璋、璇玑、人头雕像、动物雕像等）亦可归入新华文化玉器中。
    据新华遗址的发掘者孙周勇先生介绍，新华遗址出土玉器中有一些经过检测，与和田玉非常相似。
陶寺文化主要分布于晋南的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时代为距今4000～4600年。
玉器主要有钺、钺形器、圭（平首圭、尖首圭)、璧（包括联璜璧）、璇玑、琮、铲、殳、双孔刀、梳、笄、组合头饰、项饰、臂环、指环、镶嵌腕饰以及其他零散饰件等，大多出土于遗址晚期（距今约4000～4300年）的墓葬中。
据笔者对陶寺遗址出土的20余件玉器观察，有少数可以肯定系和田玉制成。
    从三者玉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们存在着许多共性。
首先，玉器出现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或稍早；其次，都有少量的和田玉制品；再者，玉器一般都光素无纹，一些主要器型，如斧（钺）、铲、刀、环、璜等，形制也很相像。
齐家玉器中富有特色的联璜璧，在陶寺玉器由亦可见到。
从其他遗存来看，它们的房基建筑遗存中都有圆角方形白灰地面；陶器中的单把鬲、双錾高领鬲、三足瓮、折肩高领罐等在器型上有相互联系。
虽然还不能肯定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顺序，但它们间的交流是显而易见的。
从地理位置来看，三者分布范围自西向东基本是衔接的。
因此，我们设想当时的“玉石之路”，可能从甘肃中部向东，经宁夏、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进入山西。
这条路线称之为“玉石之路”的“草原道”。
从距离上看，这条路线比取道关中为远，但有一些便利运输的条件。
比如，这条路线主要行进在草原和沙漠上，地势起伏平缓，便于驼马运输。
尽管需要跨越黄河，但黄河是季节性很强的河流，在冬季枯水期比较容易渡过。
齐家、新华和陶寺的文化面貌显示，在它们分布的地域内，原始部落众多，人口也较稠密，这也为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到了这条路线，尽管当时尚未把它与“玉石之路”联系起来。
在研究周族起源问题时，有学者注意到了晋南龙山文化与齐家文化存在着密切关系，认为周族渊源最初在晋西南地区，由于屡遭戎狄民族的侵扰，使其一部离开故地晋南老家，向西迁徙，其路线可能是沿黄河北上，经内蒙古河套地区转折至今日、宁地区。
    这条路线在先秦文献中亦可找到一些线索。
《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西巡路线，是从关中出发进入河南，往北经山西出雁门关到达内蒙古南部，再沿黄河经宁夏到甘肃过青海入新疆。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苏厉给惠文王的信中指出：若秦军“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
”句注山即在今山西雁门关西北。
所谓“东下”，显然是说代马、胡犬与和田玉这三宝是从西北地区经今陕北和内蒙古南部一带运来的，这正与“玉石之路”的“草原道”路线相吻合。
    陶寺遗址是和田玉最早输入中原的第一站，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公元前2 500年前后陶寺文化空前发达，已形成黄河、长江流域及周围地区各文化系统辐辏中原、集多源于一统的趋势，成为4000多年前龙山时代最初华夏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
最近，陶寺遗址又发现了总面积在200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址，可能是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时期都城所在地。
更重要的是陶寺文化中由陶器、漆木器、玉石器构成的完整的非铜礼器组合，体现出早期礼器的特点，为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奠定了基础。
陶寺遗址出土和田玉制品数量虽少，但至少说明“玉石之路”的存在，而且陶寺人已初步认识到和田玉华丽的外表和温润的内质，接受并使用了和田玉。
陶寺墓地M2023出土一件玉骨组合头饰，是最精致的器物之一，包括骨笄1件、玉饰3件、绿橙石嵌片60余枚。
其中有一件半圆形穿孔玉片，是用和田透闪石软玉制成的，可见陶寺人对和田玉是很珍视的，而且只有首领和贵族等级的人才使用。
    玉器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物之一，它直接反映了远古时期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等级制度、审美观念等诸方面，因此对和田玉的综合研究应该成为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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