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已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
玉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
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
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
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
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
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
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
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
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
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
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
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
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
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
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
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
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
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
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
“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
”（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
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秦代虽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兵马俑，但出土秦玉寥寥可数。
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
    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
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
    为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的葬玉，有玉衣、丸窍塞、玉琀和握玉四种。
玉衣因死者身份、官衔高低有别，又有金、银、铜缕之分。
九窍塞是填塞或遮盖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九个窍孔之用的，目的是防止人体内的“精气”由九窍逸出，以达尸骨不腐。
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水平不高。
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
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
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觹（xi希）等。
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井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
汉代玉器饰纹除沿用战国的勾连谷纹外，还大量使用饕餮纹和螭虎纹。
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
河北定远出土玉屏上的阴线刻东王公、西王母，即是一幅白描线画。
    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一个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杯和玉盏。
这与当时风靡一时的佛教美术和陵墓石刻艺术极不相称。
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
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玉亦仙药，但难得耳。
”“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
”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和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
    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
    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
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
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
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
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
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
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
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
定陵出土的清代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
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明清玉器干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
炉、薰、瓶、鼎、簋仿古玉器，器型仿三代青铜彝器，而其纹饰则反映了玉匠的见解，工艺更是典型的明清时作。
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关系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用玉做洗、注、笔筒、墨床、镇纸、臂搁等文具，或以玉作陈设装饰。
玉山子是清代新式玉器，《大禹治水图》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玉山子。
清代兼蓄西域痕都斯坦玉器的琢玉成就，琢制了一批胎薄如纸，轻巧隽秀的“番作”玉器。
明清玉器惜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无所不能，无处不用玉，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
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延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
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软玉，英文写作Nephrite，它源于希腊语，有“肾脏”之意。
古代欧洲人和美洲人与中国人一样，都迷信玉，认为佩戴玉石可以辟邪，可以治愈肾病。
然而，在用玉历史、碾琢技艺和用途方面，无论是日本古玉，新西兰毛利族玉器，印第安人玉器，还是阿拉伯玉器，西伯利亚古玉，欧洲古玉，都无法与中国玉器相提并论，它们或是昙花一现，或源流无绪，或玉质粗劣，或碾琢草率，或种类单调，或用途狭隘。
中国玉器在世界琢玉工艺史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既是产玉大国，又是琢玉大国。
中国玉器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闪耀着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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